【梦的故事】第八章 红旗厂 (上)

 

元旦第二天接到公社通知,派我们五人到区红旗厂学技术,贾庆章书记勉励我们要认真学习,学好回来自办农机厂,云云。我们五人是:田明祺、张宪华、李沂睿(我)、罗维全、梁正贵。张宪华住庙坝大队,与梁正贵同龄小学同班。田明祺和罗维全住星台大队,其中田明祺年龄最大,已婚,公社叫他领队。

一九六零年,农村已经每人每天吃二两毛粮(黄谷或玉米)了,为什么上面还要强调“自办农机厂”?行文至此,我不能不首先掉过笔头真诚地感谢我国最伟大的二位国家领导人,即毛泽东和彭德怀。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的争论,才使我(们)幸运地来到红旗厂当学徒,并且学的是铸工,每月粮食定量四十二斤,节约二斤,实吃四十斤,这后一个幸运更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一九七八年为彭总平反后,我终于从一些文章里知道了庐山会议的始末。五九年庐山会议开初是打算纠“左”,各大区的领导准备的也是纠“左”方面的材料,后来由于彭老总那封信,会议进程才变为“反右倾”。自然,各大区领导回去是按“既定方针”办,高炉该冒烟的还得冒烟,计划为农村公社培训农机人员还得进行。所以,我们学员的“幸运”,是与二位国家领导人的争论分不开的。虽然现在争论已成为历史,孰是孰非早有定论,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繁荣,为了国家的强大,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。

言归正传,当我们五人来到红旗厂报到时,才知全区所有的公社都派有人员来学习,其中兴隆公社的人最多,有十二名,还有不少女生。其他公社与我们差不多,五至七名不等。因为各个工种至少要安排一名学徒,所以每个公社至少要派五名学徒。

红旗厂坐落在万盛孝子河西岸的三元桥旁,与区委、区府驻地隔河相望,湘渝公路从厂门前通过,交通很方便。

厂办公室是两间简陋的平房,每间大约十几平米,一间是厂长、书记办公室,一间是我们报到的总务室。为我们办理登记的是张干事,办公室里另一位要年轻些,也是戴一付眼镜,后来见他经常拿卷图纸跑车间,想必是搞技术的。张干事瘦高个,背不很直,分头,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,说话不时用手推眼镜框,瘦削的脸上没有胡须,年龄大概三十多岁。他问我们带钱没有,先到伙食团把饭票买了。田明祺马上说没带,他就写张条子,叫伙食团长先把饭票给我们。我问在哪里上班,他说暂时到钳工车间。因为其他公社的学徒还在外面候着,我们只得走出办公室。

第一天上班,田明祺就说:“我们几个最好都学钳工,今后钳工的用处要多得多。”他这个话,经后来的事实证实,自然是幼稚无知。但是从昨天早上接到通知,到今天早上开始上班,其反差确实太大了。人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学习,不知道学来有什么用处,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工种。是的,不错,领导是讲了“学好回来自办农机厂”,但是厂房八字不见两撇,机器设备一点影子也没有,家里人每天正吃二两毛粮(黄谷或玉米),这些,不都反证了领导的话又靠不住么?是的,我们享受了优惠,这个月每人带了十二斤黄谷,即每人每天已有四两粮,今早晨每人还吃了一两粮的稀饭。但是,工人师傅们却又吃馒头又吃稀饭,这不是眼馋人么?所以有田明祺前面的发话,及我们的言听计从。

钳工车间厂房大概有排球场那么宽,个半排球场地那么长,里面安装了好几台“土机器”和“洋机器”(即本厂自行设计制造的机器和正规机器厂制造的机器),也摆了好几张钳桌,至少有四五十人在屋里工作。厂房两头都没有山墙(前后也只有米来高的平墙),两头都砌有鼓风炉,一头在加热长条形的钢皮,钢皮烧红后挟出来搁在模具上用铁锤打卷边,使之成为凹槽型,然后(又需加热)在圆盘碾压机上碾压成架子车轮外毂;一头在加热洋铲钢皮,钢皮烧红后挟出来压成洋铲,洋铲把则用鎯头敲拢。车间里还有几台电焊机,有的在焊接架子车轮外毂;有的将外毂内毂摆放好,当中再焊上辐条。这样,车轮就成形了,只须在外毂凹槽内安上胶皮,就称为胶皮车轮。车间里还生产一种充气轮胎的架子车轮。这种车轮的辐条不用焊接,就像自行车轮那样上钢丝,当然气轮车的钢丝要比自行车的钢丝粗得多,车间里专门有一台“洋机器”在生产这种钢丝。

我到车间上第一天班,就是用鎯头敲直辐条,是配合一位师傅作的辅助活。辐条是用十二毫米的钢筋切断而成,是在一台冲床上完成。冲床上安有刀口,用脚一踩,刀口就压下。我见冲床上有很多油杯,就将油杯拧紧后退下来抹黄油。师傅感到惊奇,也许他会这样想:怎么第一天上班你就知道这些动工前的程序。其实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,因为水轮机上也有两个油杯,爸爸就告诉我它的名称及用途。即拧紧油杯就是将黄油压入转动轴,使轴不至于干转磨损;抹黄油要将油压实,不能让里面有空气,云云。

确切点说,所谓钳工车间,并不是那种专门搞装配机器的钳工车间。它还没有邻近的车工车间、锻工车间那样规范。尤其是车工车间里面车床安装得井然有序,闲杂人等根本就不允许进去。兴隆公社的几个女生在车工车间。怎么她们会想到学车工?于是,我心里也想学车工了,毕竟弄机器要时髦的多。

爸爸做电台的时 买了一台小型车床,有关车工的书籍我也曾看到过。星期天回家,我就把那本《车工工艺》带来阅读,想跟厂里说我想学车工。那是一本老掉牙的书,车间的传动系统还有天轴,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总动力源。不过,切削方法、磨车刀须要用什么角度、如何进刀,这些与现代书籍相差无几。

然而,星期一上班,张干事就把我们五人叫到办公室,问我们公社学员到齐没有,说学员应该分工种学习,其他公社都已分好。我们都不说话,张干事又说学员必须分工种,不然今后回去有的工作没人干,并强调必须分二人去学翻砂。当时我不懂什么是翻砂,以为就是打铁,插话说铁匠我们公社有,张干事笑了,说翻砂不是铁匠,铁匠称为锻工,翻砂称为铸工,并说锻工、电工都不考虑,但铸工必须学。当时我们几个都不知道什么是翻砂、为什么要学习翻砂、翻砂工到底有什么用。后来学了理论才知道:铸造是机器之母,没有铸造业,就没有机器制造业。张干事看出我们都不愿意去学翻砂,就说: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,拈阄?”我们只得同意。于是他就写了五张纸条,揉成团让我们拈。结果我和张宪华拈了铸工,田明祺和罗维全拈了钳工,梁正贵拈了车工。

我心里很不乐意,也不知道这个翻砂是怎样翻,直到后来上课学习,才明白翻砂的重要。值得庆幸的是:分工种完毕,厂里就把我们的补差粮办下来。铸工吃四十二斤,钳工吃三十八斤,车工吃三十五斤。

翻砂车间面对车工车间山墙成丁字形格局,当中大约相隔七米,进出的运焦、运铁卡车可交错通行。整个车间正房大概有排球场地的面积,后面加盖的草棚却要大许多,熔化有色金属的鼓风机也砌在草棚里。冲天炉则建在厂房的山墙外(靠锻工车间面),专门有三名炉前工管理。车间主任叫张成煜,四十多岁,外省口音,光头瘦脸,眼睛不大,眉毛淡淡的,性格却相当古怪,动辄就瞪着眼哇啦哇啦训人,整个车间的人都怕他。

我们的任务就是浇铸炉桥,分白夜班,现造砂型现浇铸,每架炉桥不少于五十公斤重,每个班的任务是浇铸三吨铁水。铁水从冲天炉里放出来,流到糊有耐高温材料的铁皮包子里,铁皮包子外面的圆环穿有两根长铁棍,一包铁水须六人用手抬,人们手握铁棍两端抬起包子浇铸。抬铁水的原则是:不管发生任何意外,哪怕铁水溅到衣裳上烧着了,台铁水的人都不能丢下铁水包扑灭火或跑开。包子里的铁水表面有渣滓,浇铸时必须用长扁铁钩(又叫水金钩)将渣滓逼开。车间主任拿了水金钩一面逼渣滓一面指挥浇铸。粉红色的铁水通过浇口缓慢流进铸铁砂箱中的砂模,然后再从对面冒口冒出,这件铸件就算浇铸完成。虽然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工艺,但看来却并不复杂。于是我想:原来这就是翻砂!这种工作也不难学。车间主任是干什么的?每天拿个铁钩就那么指手画脚!他又有什么本事?后来,浇铸炉桥任务完成开始铸造机器零部件,我才知道铸工与其他工种一样,有些活儿对技术要求是相当高。譬如,铸造内燃机气缸。整个翻砂车间几十个人,就只有车间主任张成煜才是师傅。

张诚煜是六级铸工,全车间数他工资最高。其次是炉前工曹师傅,曹师傅四十多岁,留有小胡子,本区人,四级炉前工。其他徒工三十几元的也有,二十几元的也有,刚进厂的几名学徒,月工资是十五元。

张诚煜不知是哪省人,也许是抗战时期来到重庆。平常不管开什么学习会,他从不发言、从不读报纸文件,我猜他没有多少文化。但是,他与相知的几名徒工谈起技术,却讲的头头是道。他说:“过去我们跑马头,老板只把图纸交给你,其他什么也不管。你得自己设计木模、自己设计砂箱、自己指挥浇铸,老板只看成品……”

平常他脸上很少有笑脸,但笑起来眼睛一眯起,还是很和善。一次认购修建市中区至杨家坪电车道的国债券,人们才把他逗笑了。当时那种债券的利息高,认购与否却并无强迫命令。人们认购后还有不少余数,曹师傅就叫他把余数全认购了。曹师傅说:“你存恁个多钱来做啥子嘛!又买不到东西,未必还要牵个羊子来杀!”张师母是四川人,姓杨,她有时也来车间,那几位年长的炉工、杂工就爱跟她开玩笑,叫她“羊子”。张师傅开始没有听懂,后来才明白,就笑着王八羔子骂开了。其实张师傅家庭并不算富裕,家里几乎没什么家具,老婆孩子的穿着与农村人相差无几。倒是车工、汽修车间主任和厂长在节日里还穿一套西服,他则永远是那套黑呢中山装。

我们农中学徒自然不会有工资,但是我们却钻了个空子,即将公社每月支付给我们的十二元伙食费截留归己了。我们每月的粮食是公社直属单位定量标准,即十二斤黄谷。把黄谷背到桃子凼粮站换成粮单,然后交厂伙食团长,伙食团长根据我们所学工种上报区粮食局办理补差粮。第一天报到田明祺就耍了个心眼,说公社没有拿伙食费。张干事也就相信了,写个便条叫伙食团长先把饭票给我们。开初,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才会耍小聪明,后来一问其他公社学徒,原来大家都没有缴伙食费。三个月后,张干事又把我们叫了去,说厂里已经给我们垫付了三个月伙食费,叫我们马上要钱来归还,并且还写了催款通知叫我们带回。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傻,我们有田明祺出主意。休息回厂田明祺就撒谎说,公社说了,眼下青黄不接没得钱,秋收后派会计来一次结清,云云。至此,张干事再没有问过我们伙食费,而饭票则是按月发给,一直发到十二月底。

时至今日我还有些不解:几十名学徒的伙食费不是小数,按说,厂领导、公社领导不可能不碰头,学徒集体截留伙食费之事不可能不反映到区领导那里。那么,为什么上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,或制止、或追款、或调换学徒?我的推测只有一个:那就是谁也不愿承担培训学徒流产的风险。俗话说: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就像后来的“赤脚医生”培训;“简易师范生”培训;贫下中农进住乡卫生院、乡小学、供销社,等等。至今还在上访的,大有人在。况且,截留伙食费是集体行为,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,势必都要引起争端。但是,谁来埋单呢?红旗厂只能自认倒霉了。

须要表白的是,我们的截留事实上带有取之予之的色彩。以铸工车间为例:造型时型砂上要扎很多气孔,浇铸时部分气孔灌满铁水变成铸铁针,这些铁针隐匿在型砂里,要扎到脚才知道踩在铁钉上了。按规定,铸工须穿厚底皮鞋上班。再有,铸工车间几乎是隔一天就要开炉。所谓“开炉”,就是把铸铁搁在冲天炉里熔化成铁水进行浇铸。大厂里铸工是分的很细的:炉前工、造型工、浇铸工、除砂工,各做各的活儿。但是象红旗厂这样的小厂,铸造的所有工作都是同一批人在做,即白班造一天型,夜班就开炉浇铸;第二天白班清理铸件、除砂、筛砂造型,夜班又接着造型,第三天白班又开始浇铸。就这样,以此类推翻班做。所以,学徒是什么活计也得做(这也是优点,学的本事齐全)。而只要是浇铸,铁水就难免四溅,所以烧坏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我们不是正式工人,除手套外不能享受其他劳保用品,但是我们却与正式工人干相同的活儿。一次浇铸抬铁水,我一脚踩去铁钉就扎在右脚前掌上了。我咬紧牙忍着痛把重心移向脚后跟,待工友换下我才拔出球鞋上的铁钉。所以,我们截留的伙食费一部分是买衣服、鞋子穿了。

工作方面来说,我们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。因为都想学好本领回去当师傅,至少我本人的心态是如此。开初,我虽然对学铸工心里有抵触,但是知道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和技术难度后,就尽心尽力地学习了。我的性格就是如此:不难的技能不感兴趣,越是难的技能我越想掌握它。与其他工友不同的是,我们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学徒,并且厂里安排了老师为我们上理论课,所以不管学什么技术都领会的快。

教我们铸造理论和工艺知识的老师是大师兄何声瑞。何声瑞二十四、五岁,一双精明的眼睛,中等个,瘦脸瘦身材,臂力却相当不错,抬铁水尽是抬主位。他是共青团员,车间独当一面的工长,也是车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技工。据我推测,他的知识主要来源是书本而不是张师傅的传授。我曾经在新华书店翻看过《铸工工艺学》,他讲的理论知识大多源于此书,只是讲到一些具体手工操作,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表述。譬如,他讲到识图,说:“图纸都是用比例、尺寸、符号表示,不能用文字表述,所以识字不多的工人也能看懂。”

当时,铸工车间遇到的最大难题,就是浇铸出来的铸件太硬,加工车间车不动、刨不动。铸造就是从事机器零部件毛坯生产,铸件必须经过切削加工才能装配成机器。铸件无法切削加工,也就是毛坯产品不合格。当时,我们车间的产品不合格不是车间的技术原因,而是原材料的原因。

铸铁分两种,即灰口铸铁和白口铸铁,是以铸铁打断后的断口呈灰色或白色来区分。白口铁因磷、硫含量高,并且不含石墨,性硬而脆,难于切削加工,只能铸造如:炉桥、犁铧、钢磨磨片、铸铁水管等不需要加工的产品。灰口铁含石墨,具有优良的铸造、切削加工、消振性能,是铸造铸铁机器零部件的唯一原材料。当然,厂里的采购员不会那么傻,连白口铁、灰口铁都分不清。问题是当时无法购买到质优的灰口铁,只能购到质次的断口呈浅灰色的灰口铁。这种灰口铁在冲天炉里一熔化,浇铸出的产品就切削不动了。

出现这样的结果,是因为灰口铁和白口铁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。也就是说,灰口能变白口,白口亦能变灰口,关键看条件。譬如,我们车间的冲天炉,它又叫化铁炉,这种炉一般使用鼓风机吹冷风,如果焦炭好,灰口铁质好,浇铸出的产品自然合格;反之,如焦炭含硫量高,铁质差,熔化的过程也就是灰口转变为白口的过程。

这里不得不谈焦炭,因为焦炭也要分两种:从矿井采掘出来的煤,直接炼成的焦,称为毛焦。这种毛焦炼出的铁,一般含硫都高,只能供炼钢用。煤经过洗选,炼成的焦叫洗焦,洗选的目的,就是要除去煤中对炼铁有害的物质,如硫、磷。所谓炼焦,就是将煤置于干镏炉(炼焦炉)中,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到一千摄氏度左右,经热分解得焦炭、高温煤焦油、焦炉煤气、粗苯和氨等产物。那时,在焦炭需求量极大的情况下,聪明的工人师傅发明了不用干镏炉,而用烧木炭的办法同样获得了焦炭,只不过其他“废物”全都舍弃罢了。既然社会对焦炭的需求那么大,所谓洗选,也只能是粗选一下,所以生产出的焦炭一般含硫量都偏高。

何声瑞授课时讲,铸铁的性质是每熔化一次品质就降低一些。这是事实,因为焦炭中含硫。如果用杠炭(纯青杠树烧的炭。据曹师傅讲,此地区早年的铸铁锅厂曾用过)或电炉熔化,又当别论。因此,车间铸件太硬的原因就是铁质差,焦炭含硫量高所致。但是有人却向厂里建议,叫铸工车间砌个“反射炉”来减低铸件硬度。张师傅无计可施,只得安排人在草棚旁砌了个“反射炉”,将几个月来浇铸的不合格的工虎钳、母虎钳、架子车轮内毂等铸件堆放到“反射炉”里加焦炭升温烧红,然后熄火封炉让其缓慢冷却。然而,几天后取出加工,铸件任然车不动、刨不动。

于是车间召开了研讨会,发动群策群力,人人开动脑筋想办法。因为,铸工车间产品不合格,意味着其他车间将无事可做。这不是一个车间的小事,而是全厂的大事。曹师傅发言,说:“啥子东西‘反射炉’哟,我跟它取的名字就是退火炉。说好听点,是上合理化建议。说不好听点,是婆娘儿女要吃饭。铸件又不是锻件,能够退火么?我看他骚茎都没有摸到就想骟马!我的要求是车间派人去买好铁、好焦炭……”

因为张干事也参加了车间的会,曹师傅这通牢骚显然是针对厂领导而发。问题是光发牢骚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区近邻的几个铁厂,包括本区的建设铁厂,都是用“土高炉”生产生铁,就是派你曹师傅亲自去购买,未必就能买到好铁?

于是,又有人想到重钢。当时,像红旗厂这样的小厂,如果离重钢这样的大厂近,是可以搞协作的,即用白口铁换重钢的灰口铁。因为重钢反正是炼钢,不在乎白口、灰口。然而红旗厂离重钢那么远,豆腐也要盘成肉价钱,这个建议很快被人们否决。

接下来又是其他人发言,不是离题太远,就是提不出具体解决方案。张干事为了鼓动大家,就说:“不管是谁,只要能有办法解决白口变灰口,是农村学徒的,厂里马上办理留用、转正;是本厂职工的,厂里马上提升为八级工!”张干事是全厂知名的“张眼镜”,有人当面叫他这个绰号他从不恼。他同我们学徒及部分职工同住工程公司的空房,因为离厂有点远,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门口大喊一声:“起床咯!六点钟咯!”一月份的天气,六点钟天还没有亮,亏他这一声喊我们才从梦中惊醒。他的话能有几分当真?现在已无从考查。然而,此时的曹师傅没有了刚才的怨气,待张干事的话音一完,就微笑着显得不好意思的说:“只要厂里帮我弄得到锰铁,我保证办得到。”几位大师兄的脸上显出了笑容。我正想:既然你早有解决办法,为什么不早提出来?只见张师傅睨视了他一眼,说:“你这个话当没有说!弄得到锰铁,早弄来了!”从而我知道了锰铁可以除硫,也知道了锰铁不好购买。

何声瑞的办法是早就提出的,就是改冷风为热风,用提高炉温的办法脱硫。从理论上讲,这样的办法是可行的。其作法是:专门砌一间热风管道加热炉,将弯成S形的管道固定于炉内,加燃料将S形管烧红,鼓风机的风通过高温管道出来即为热风了。缺点是:冲天炉炉顶废气不能象正规高炉那样导回利用(当时的“土高炉”都没有这种装置),加热炉主要靠另加燃料加热管道,从而使化铁成本提高;冲天炉又名“三节炉”,整个炉身是由三节钢桶组成,内壁衬十几厘米厚耐火砖,可随时吊装拆卸修补;如改冷风为热风,就要在炉旁另建一间十几平米的热风管道加热炉。但是铸工车间只有一个冲天炉,每天都在生产铸铁水管,即每隔一天就要开一回炉。何声瑞当然了解这些情况,所以他的建议是另找场地新建一座“土高炉”式的化铁炉改吹热风。他讲的这种“土高炉”就是用50—60厘米厚的白泡石直接砌炉身,每砌一层外面加一道铁箍,直到砌够炉身需要高度,就是一座简易化铁炉了。但是,这种简易化铁炉不能拆卸修补重复使用,只要一停火,出铁口出渣口及内壁都会被铁渣凝固,修补起来相当难(也可以修补)。因为人又进不去,手又够不着。另外,送风口也只能采用补锅匠炉似的单风口送风,如像冲天炉那样四面八方同时向炉内送排风,当时的红旗厂根本无法办到,因为排风系统必须配置冷却系统装置。

何声瑞曾经带领我们搞过几次技术革新,但都以失败告终:车间生产水管,因设备简陋,只能水平浇铸。水管的砂芯是钢管缠上稻草绳用型砂做成,浇铸时为避免铁水浮力将其顶弯,张师傅设计在水管中部安一枚螺纹短铁钉将砂芯顶住,水管浇铸出来铁钉就留在管筒上了。这种方法浇铸前铁钉必须预热,否则铁水遇到冷铁就要爆炸,并且钳工车间得专门制造这种钉。何声瑞想省去这枚铁钉,就设计采用离心铸造,用一台电动机带动砂模箱旋转,水管倒是铸造出来了,但是费时又费工。红旗厂不是专门铸造水管的工厂,不可能投资制造很多模具供浇铸,离心铸造只得终止。何声瑞又设计搞水管一模多浇,就是采用粘土做锅模的方法,用粘土做水管模,并请来铁锅厂的师傅指导浇铸。因铁锅模是半球形,浇铸一完锅还是红的就翻模取锅再浇铸。水管是整圆筒,浇铸完翻模取水管上下模都扯坏,又要补模又要安放砂芯,还不如做砂模简便。

张师傅洞察一切,不发表任何意见。他心里思考的什么,我们作徒工的不得而知。

一次,车间接到浇铸几台多级水泵的任务,这种水泵是矿井用的,结构相当复杂,铸件必须用干模(用型砂造好模后烘干)浇铸,砂芯也要用桐油和干型砂做油砂芯,并且,按分型面要求必须用四个砂箱重叠造型。按说,这样复杂的铸件造型,张师傅要挑技术好的徒工打下手看他示范,目的自然是让其实践这类复杂铸件造型工艺,好让徒工独立操作。以往接到类似复杂工艺铸件,他都是叫上何声瑞。但是这次他却叫老实敦厚、开会从不发言的田信筑。像红旗厂这样的小厂,这种技术难度高的活计是很难遇到的。连我这个农村学徒都看出个中奥妙,这有点像那些影视中的武林人物传授秘籍或看家本领,“离经叛道”的弟子是得不到传授的。然而,后来的事实是,田信筑自造的模,其中一个因砂粒没有清扫干净,关键部位铸出来有缺口而报废。

鉴于以上缘故,张师傅对何声瑞的建议不置可否,也不开腔,厂领导拿他没辙。毕竟那个时代政治压力太大,假如事情放在今天,也许张师傅会说:我是搞铸造的,又不是搞冶炼。你打米来,我拿米下锅;你打包谷沙沙来,我拿包谷沙沙下锅。但是,白口变灰口的问题必须解决,这是全厂职工关注的大事,也是整个厂赖以生存的大事。此时,厂里又涌进许多学徒和员工,来铸工车间的就有石万斌夫妇和几名学徒。石万斌原是白泡石厂党委书记,退伍军人(正连级),三十多岁,身材高大,剑眉大眼,肤色黑中透红。由于各地的“土高炉”奉命熄火,白泡石厂只得缩小生产规模,农村户口的员工全部遣回农村,厂领导这一层面的干部就向其他单位分流。石万斌来铸工车间,自然是任车间党小组组长,车间主任沉默,他却拍胸临难不惧。于是,厂里就决定在钳工车间前面辟块空地建炉一试。石万斌是刘三娘堂弟,南桐公社四楞碑人,一九六二年“压缩”,终于回农村。

这项基建工程自然是何声瑞唱主角,我们这些非熟练工被安排了打杂,因为车间还得生产,浇铸水管任务还相当繁重。其实,建一座这样的新炉也并不费时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不到四天时间,包括热风炉就都砌好了。因为白泡石厂就在浸水垭,离红旗厂不到一公里,厂里什么型号的白泡石砖应有尽有;抹缝隙也不用水泥、石灰,只须黄泥浆和白泡砂就行了,因为只有这样的砂浆才耐高温。到是炉子砌好后,烘炉的时间还要长些,因为炉子必须烘干透才能开炉化铁。

当然,厂里也早作了准备,我们一动工就领来帆布搭了个大棚堆放型砂,因为一开炉就要造型浇铸。另外,厂里还专门到煤矿借来一台罗茨式鼓风机,这种鼓风机的风压高,可以降低S形管道对风压的损耗。

何声瑞自知责任重大,动工建炉的当晚就把铺盖抱到工棚里,以便和上夜班的钳工商讨热风管道的安装。据他后来讲,他已把自己推到浪尖上,他别无选择,只能成功,不能失败。然而,紧张的工作并不能遏制人们的磕碰。从中也可以窥见一部分人的心态,不妨叙述如下。

红旗厂成立于一九五八年,其职工组合是:外地支援一部分,街道铁业合作社成员凑一部分。譬如,厂长就是借调建设机床厂铣工车间主任来任职。街道这部分职工自然技能要差些,且大多连机床都没有见过;有的年龄也偏大,不管学什么技能也为时已晚。我们车间的余大姐就是这样的职工:抬铁水、抬铸件她很吃力;造型她又蹲不了多久;只能做些清除铸件砂子、做砂芯、筛型砂这类的辅助活。好在她很勤快,能见事做事,也从不偷懒耍滑。张师傅有时见有简单模具,也叫她学造型。造型工的第一要素是只能蹲下不能坐,这是学造型要练的第一道基本功。每个造型工都发有一个小工具箱,余大姐有时就爱挪过工具箱来坐着造型。如果是其他学徒,张师傅看见就要训你一顿,但对她则例外。她那个腰单是蹲着就很吃力了,何必还要训人家呢?她抱的信条是,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厂忠心耿耿的。她见不得那些小青年在工作上出错,别人出错她批评起来总是喋喋不休,但最终结果却没有多大回事。她还有个毛病是做了来问,被问的人有时是哭笑不得:你作都作了,材料、时间都浪费了,还问什么?所以,好多人都不愿意同她共事。

这次建炉,她也被安排来打杂,平心而言,她作工作是很认真负责的。但是她老毛病又犯了,作了件以他的资历不该作的错事。何声瑞觉得很恼火,就批评了她。殊不知,她却不依不饶,哭诉起来。时至今日,我已记不起她作错的是什么事,何声瑞批评的是什么话。她哭诉的原话我也回忆不起,只记得大概意思是:何声瑞是地主子女,没有资格批评她;何声瑞这个积极分子是假积极。何声瑞只好走开,旁边的工友也劝她,但是她仍然不依不饶。石万斌发火了,大声呵斥道:“谁说的地主子女就不能批评人!战场上地主子女照样扛枪打美帝!做错了事你还要无理取闹!再闹!我立刻叫你停工反省!”余大姐不敢开腔了。

平时何声瑞带班,除了派工、指挥生产,是很少批评人的。余大姐如果在何声瑞的班,也是维护工长而指责别人。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提“讲阶级斗争”,所以我的感觉是莫名其妙。

出第一炉铁的时候,人们的心几乎都揪紧了,人们脸上的表情显露了这种心情。然而,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些顾虑完全多余。因为整个化铁过程完全是用好焦好铁从新冶炼,既然付出了辛劳、付出了高昂代价,所以回报还是有的。当何声瑞敲断试浇的三根样品铁,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呼:“灰口铁!”

我罗里罗嗦叙述这些,目的只有一个。即我没有白嚼厂里的干饭,没有辜负公社领导对我的期望,如果公社办起农机厂,叫我筹办一个简单的铸造场所,我是胜任的。